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国家操心,古代逼婚有多严重

时间:2019-09-02 来源:www.513tsw.com

  原创青竹院2019.7.11我要分享

  摽有梅,其实七兮!求我庶士,迨其吉兮!

  摽有梅,其实三兮!求我庶士,迨其今兮!

  摽有梅,顷筐塈之!求我庶士,迨其谓之!

  这首诗出自《诗经·召南·摽有梅》,里面记载了一位恨嫁的姑娘,看见梅子熟落,自己嫁期将至,仍无夫婿,于是重复三次,喜欢我的小伙子你赶紧选个吉利的日子来追我,不行就选今天,最后迫不及待,直接说小伙子你感觉可以现在就说啊,别和闷葫芦似的。

  

  面对这样一位热情直白、大胆示爱的姑娘,庶士们恐怕要逃之夭夭,不过这位姑娘如此急迫,一方面是见花木盛衰感慨青春易逝,要及时追求婚恋。

  另一方面,姑娘可能也是被逼无奈,《周礼·媒氏》要求:“仲春之月,令会男女,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,若无故而不用令者,罚之,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”。仲春“三月三”是国家规定的合法私奔日,不“奔”是要受处罚的,另外过了婚嫁年龄未嫁也要受处罚,所以姑娘才着急。

  现在我们说逼婚,大抵是父母长辈着急,还谈不上“逼”,顶多算劝,当事人不同意也没用,在古代可不一样,婚姻不仅要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,国家还要操心,而且还有奖惩政策。

  

  先说年龄,周朝那会对大龄青年还是比较宽容的,《周礼》要求: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”,并且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员———媒氏,如果男女到了规定年龄还没婚配,那“媒氏”就要进行干预,再不结婚就是不拿周天子当回事,犯政治错误了。

  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合理的,和我们现在大体提倡的婚嫁年龄差不多,只不过越到后来,年龄降得越低,古人认为“男有室,女有家”后,才能安居乐业,社会才能稳定和谐,并且由于生产工具落后,生产效率低下,加之医疗条件不好,人均寿命不长,要发展经济,富国强兵,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,就得繁衍人口。

  比如西汉汉惠帝下诏令:女子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不嫁的,要收单身税,大概约六百钱,这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,税收是很重的。西晋司马炎要求得更严厉:女子到十七岁还未出嫁,得了,也不用孩子父母操心了,国家负责给找老公。

  

  北齐更厉害,要求十四岁以上,二十岁以下的未婚女子,全部登记造册,并集中于官府,国家统一为其择配,有父母隐瞒不报的,处以极刑。即便是前期开放富庶的大唐,也有规定的“男二十,女十五婚配”,特别是“安史之乱”后,生男埋没成百草,男劳力稀缺,这条规定成为硬性指标,不按要求执行要罚款。

  当然有罚也有奖,越王勾践在吴越争霸中战败,开始卧薪尝胆、励精图治,其中大力奖励生育就是一项:“生丈夫,二壶酒,一犬;生女子,二壶酒,一豚;生三人,公与之母;生二人,公与之饩。令孤子、寡妇、疾疹、贫病者,纳宦其子”。

  

  汉高帝刘邦规定生孩子可以减人头税,而北宋仁宗时期,颁布“胎养令”,规定没有经济来源的孕期妇女享有经济补贴,而贫困之家的孩子出生后,能得到钱、米资助以及税负减免,朝廷还创办了“婴儿局”,收养弃婴,很像我们现在的福利院。

  于是在这种国家政策下,父母都步步紧逼地为孩子找对象,大才女班昭十四岁就嫁人,汉昭帝娶的上官皇后才六岁,梁高祖的女儿富阳公主和北周高祖的女儿平原公主都是十一岁出嫁,现在三十多岁以后才恋爱结婚的,一对比整个一黄昏恋。

  

  可这种“逼婚”的结果是大多数青年男女很难找到幸福婚姻,古代那会讲究“门当户对”,在魏晋隋唐时期特别盛行,即良民与贱民之间不通婚,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不联姻,富家豪户即便再有钱也不一定能与名门联姻,于是出现了一种情况:富贵庶族之家多纳财物以娶名门之女提升社会地位,而潦倒没落的士族之家借此获得钱财,叫“陪门财”,说通俗点叫各取所需。

  还有以财富论婚,男方聘礼多寡、女方陪嫁厚薄成为家长为儿女择偶的重要条件,这比现在要严重得多,男方娶妻要花费大量钱财,女方嫁女也一样:“将娶妇,先问资装之厚薄,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”。有些家长只看重钱财,不管男方人品,元稹诗作《代九九》里写:“阿母怜金重,亲兄要马骑。把将娇小女,嫁与冶游儿。”家人因为爱财,不惜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浪荡子。

  另外,男方苛求女方陪嫁财物更是女子的一种灾难,民间有“盗不过五女门”的说法,嫁资少的女子在公婆家受尽白眼,贫寒之家的女子即便长得再好、人品再贤淑可能也无人聘娶,白居易作诗曰:“富家女易嫁,嫁早轻其夫。贫家女难嫁,嫁晚孝于姑”。民间别说重男轻女,甚至出现生女不养的风气,实在可悲。

  所以说,和古代比起来,现在大龄男女青年遇到的“逼婚”还真不算什么,毕竟国家不会强制,父母想的是儿女幸福,也不会过分强求,婚姻迟一点也无所谓。可能大多是因为自己有过不去的“坎”,实在不想结婚,如果也可以独享生活之美,活得滋润幸福,也是一种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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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摽有梅,其实七兮!求我庶士,迨其吉兮!

  摽有梅,其实三兮!求我庶士,迨其今兮!

  摽有梅,顷筐塈之!求我庶士,迨其谓之!

  这首诗出自《诗经·召南·摽有梅》,里面记载了一位恨嫁的姑娘,看见梅子熟落,自己嫁期将至,仍无夫婿,于是重复三次,喜欢我的小伙子你赶紧选个吉利的日子来追我,不行就选今天,最后迫不及待,直接说小伙子你感觉可以现在就说啊,别和闷葫芦似的。

  

  面对这样一位热情直白、大胆示爱的姑娘,庶士们恐怕要逃之夭夭,不过这位姑娘如此急迫,一方面是见花木盛衰感慨青春易逝,要及时追求婚恋。

  另一方面,姑娘可能也是被逼无奈,《周礼·媒氏》要求:“仲春之月,令会男女,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,若无故而不用令者,罚之,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”。仲春“三月三”是国家规定的合法私奔日,不“奔”是要受处罚的,另外过了婚嫁年龄未嫁也要受处罚,所以姑娘才着急。

  现在我们说逼婚,大抵是父母长辈着急,还谈不上“逼”,顶多算劝,当事人不同意也没用,在古代可不一样,婚姻不仅要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,国家还要操心,而且还有奖惩政策。

  

  先说年龄,周朝那会对大龄青年还是比较宽容的,《周礼》要求: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”,并且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员———媒氏,如果男女到了规定年龄还没婚配,那“媒氏”就要进行干预,再不结婚就是不拿周天子当回事,犯政治错误了。

  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合理的,和我们现在大体提倡的婚嫁年龄差不多,只不过越到后来,年龄降得越低,古人认为“男有室,女有家”后,才能安居乐业,社会才能稳定和谐,并且由于生产工具落后,生产效率低下,加之医疗条件不好,人均寿命不长,要发展经济,富国强兵,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,就得繁衍人口。

  比如西汉汉惠帝下诏令:女子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不嫁的,要收单身税,大概约六百钱,这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,税收是很重的。西晋司马炎要求得更严厉:女子到十七岁还未出嫁,得了,也不用孩子父母操心了,国家负责给找老公。

  

  北齐更厉害,要求十四岁以上,二十岁以下的未婚女子,全部登记造册,并集中于官府,国家统一为其择配,有父母隐瞒不报的,处以极刑。即便是前期开放富庶的大唐,也有规定的“男二十,女十五婚配”,特别是“安史之乱”后,生男埋没成百草,男劳力稀缺,这条规定成为硬性指标,不按要求执行要罚款。

  当然有罚也有奖,越王勾践在吴越争霸中战败,开始卧薪尝胆、励精图治,其中大力奖励生育就是一项:“生丈夫,二壶酒,一犬;生女子,二壶酒,一豚;生三人,公与之母;生二人,公与之饩。令孤子、寡妇、疾疹、贫病者,纳宦其子”。

  

  汉高帝刘邦规定生孩子可以减人头税,而北宋仁宗时期,颁布“胎养令”,规定没有经济来源的孕期妇女享有经济补贴,而贫困之家的孩子出生后,能得到钱、米资助以及税负减免,朝廷还创办了“婴儿局”,收养弃婴,很像我们现在的福利院。

  于是在这种国家政策下,父母都步步紧逼地为孩子找对象,大才女班昭十四岁就嫁人,汉昭帝娶的上官皇后才六岁,梁高祖的女儿富阳公主和北周高祖的女儿平原公主都是十一岁出嫁,现在三十多岁以后才恋爱结婚的,一对比整个一黄昏恋。

  

  可这种“逼婚”的结果是大多数青年男女很难找到幸福婚姻,古代那会讲究“门当户对”,在魏晋隋唐时期特别盛行,即良民与贱民之间不通婚,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不联姻,富家豪户即便再有钱也不一定能与名门联姻,于是出现了一种情况:富贵庶族之家多纳财物以娶名门之女提升社会地位,而潦倒没落的士族之家借此获得钱财,叫“陪门财”,说通俗点叫各取所需。

  还有以财富论婚,男方聘礼多寡、女方陪嫁厚薄成为家长为儿女择偶的重要条件,这比现在要严重得多,男方娶妻要花费大量钱财,女方嫁女也一样:“将娶妇,先问资装之厚薄,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”。有些家长只看重钱财,不管男方人品,元稹诗作《代九九》里写:“阿母怜金重,亲兄要马骑。把将娇小女,嫁与冶游儿。”家人因为爱财,不惜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浪荡子。

  另外,男方苛求女方陪嫁财物更是女子的一种灾难,民间有“盗不过五女门”的说法,嫁资少的女子在公婆家受尽白眼,贫寒之家的女子即便长得再好、人品再贤淑可能也无人聘娶,白居易作诗曰:“富家女易嫁,嫁早轻其夫。贫家女难嫁,嫁晚孝于姑”。民间别说重男轻女,甚至出现生女不养的风气,实在可悲。

  所以说,和古代比起来,现在大龄男女青年遇到的“逼婚”还真不算什么,毕竟国家不会强制,父母想的是儿女幸福,也不会过分强求,婚姻迟一点也无所谓。可能大多是因为自己有过不去的“坎”,实在不想结婚,如果也可以独享生活之美,活得滋润幸福,也是一种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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